的笔下，杨光先是一个性格充满黑暗、诡诈、嫉妒和刻毒的老头儿。他说：“他(杨光先)做了一生诬蔑陷害，与毁灭洁白无过失的人们的事体。”他还说，受他陷害冤死的人有“百名以上”。他的打击目标主要是那些富有阶级，以至于那些人不得不花钱消灾。杨光先就是通过这样的无赖举动，赚了一份可观的家私。“满人战胜之后，他(指杨光先)又返回南京，照旧做他那诬蔑讹诈的事业，有一次几乎丧失了自己的脑袋。但是，他乘机逃亡北京，而在北京便获得了一位亲王的宠幸。这样，他便算有了资格，可以出入朝中，奔走于各衙门之间了。”
从以上文字看，明政权崩溃后，杨光先曾去过南京。他去南京干什么？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，南京是明朝陪都，曾建立过短暂的福王政权，持续了一年之久。杨光先去南京是否为了投效福王政权？不得而知；而他有一次差点丢了脑袋，事出何因？也未说明。之后，杨光先又逃往北京，时在何年？又如何获得宠幸，如何出入朝中的？均语焉不详。但是，有一点几乎可以认定，杨光先结束流放后，并没闲着。他一直在四处活动，这再次说明他是一个不甘寂寞之人。当然，对于魏特的说法也有专家提出质疑。历史学家陈占山教授就认为，魏特的说法“因无他籍旁证，此说不可全信”。
准确地说，杨光先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中应在顺治十七年（1660年）前后。这期间，他再次引起注意，是因为进京上疏，反对西教。明亡之后，杨光先重新回到京城已是七十老翁，但他好斗的性格依然未改。这一次，他是与西方传教士较上了劲，一门心思，死缠烂打。在他余生不到十年的时间里，这几乎成了他的全部生活重心。当然，杨光先这么做并非一时兴起，而是蓄势已久。
西方传教士早在明嘉靖年间就来到了中国澳门，但直到万历年间才进入中国的京城。最早来到中国京城的传教士是意大利人利玛窦。他曾两次进入北京，第二次才算留了下来。尽管他第二次进京并不顺利，一路上跋山涉水，费尽周折，中途还一度遭受拘押，在天津关了将近半年。但有幸的是，在他进京之后却受到了朝廷的礼遇。先是被安排住进了官方招待外国使节的四夷馆，后来又获准在宣武门内建造一座教堂，即今天北京的天主教南堂。有种说法，利玛窦在京期间曾受到万历皇帝的召见，但对此有人表示否定，认为皇帝从来没有召见过他，包括和他一起进京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。据说有一次，利玛窦和各国使臣一道进宫准备接受召见，但不知何因，皇帝并没有露面，最后众人只好失望地对着皇帝的龙椅行礼了事。尽管对于传教士，皇帝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，不过对他们赠送的自鸣钟、钢琴和地图倒是颇感兴趣。这可能也是利玛窦获得皇帝好感的原因之一。在他死后，皇帝还赐予利氏一块墓地，以供其安葬。
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，并非一帆风顺，而是颇费周章。为了在中国立足，他们往往是以先进的科技文化为手段，来达到传教的目的。在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，西方的科技文化有了长足的飞跃。由传教士带入中国的先进天文学、兵工学、数学、地理学、医学和西洋绘画、音乐等等，打开了国人的眼界，具有很大吸引力。在利玛窦来华之前，中国人并不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。利玛窦印行的《山海舆地全图》，首次让中国人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。他用铜铁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，讲解地球的位置和各星球的轨道，让人耳目一新。与利玛窦一起来京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还奉朝廷之命，帮助修改历法，并绘制了四大洲地图。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的科学文化，促进了中西方科技文化的交流。尤其是在天文历法方面，西方传教士所掌握的新的科技文化知识受到中国官方的极大重视。许多传教士，包括汤若望、南怀仁等之所以受到重用，都与精通天文历法有关。
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，历朝历代都对历法的修订十分重视。所谓历法，国之大典。因为历法不仅与农业密切相关，而且与天道、天象乃至国运不可分割。明代实行的《大统历》推验天象，屡屡出错，多年来修历的呼声不绝于耳。传教士进入中国后，他们带来的欧洲天文学方法经过推验显然更为先进。因此，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，礼部奏请开局修历，得到批准。在礼部侍郎徐光启的主持下，设局于北京宣武门内，先后聘请多名传教士入局修历。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。在这些传教士中，最著名的一个就是汤若望。
徐光启是明末官场开放派的代表。他一向主张向西方学习，并对西方科技具有浓厚的兴趣，他早年跟随利玛窦学习多年，并受洗加入天主教，教名保禄。作为崇祯朝的礼部尚书和文渊阁大学士，他身居高位，但从历史上看，他在中外交流和科技上的贡献却远大于他的官职。他不仅翻译和整理过《几何原本》(前6卷)《泰西水法》《测量法义》《勾股义》等十多部西方科技著作，而且还编撰一部享誉中外的《农政全书》。该书具有很高的价值，与《齐民要术》等书一起并列为中国古代“四大农书”。在修历方面，徐光启也功不可没。他大胆聘用西方传教士，以西法为基础，对旧历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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